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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春杰在娱乐场所做“培训”

华商报4月16日报道 “你是否能保证一生只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性行为？”听课的40多位农民工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起了手，大部分是女性。

这些农民工的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此前，从没有人用这样“体面”的形式，和他们面对面地说起性——在中国，这始终是人们羞于启齿的一个话题。

在纷繁复杂的“性问题”背景下，有许多志愿者正试图通过自己在底层的大量工作，介入和影响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生活，倡导更健康和安全的生活。

沿台阶走下去，阳光不见了。下了一层，再下一层，是这家夜总会的前台。

一名姓夏的经理带着他们，来到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包间。“这是最大的包间了，一会儿培训就在这里，时间很紧，五点半她们还要上班呢。”夏经理说。

坚春杰把手里拎着的纸箱递给夏经理。对方忙不迭地说着谢谢。这个纸箱中装着2000只避孕套。随后，它们会被分发给在这里“上班”的“小姐”们。

包间的灯光很昏暗。在坚春杰他们安装投影仪的时候，“小姐”们也陆陆续续地到了，13个人，每个人都化着很浓的妆，一进门，她们就挨个“窝”在长沙发里，懒洋洋地看着“老师们”调试电脑。

这是3月18日下午，西安市高新区的一家KTV歌城。

给“小姐”上课

下午4时30分，“培训”按时开始。包间里坐满了人，除了“小姐”，来听课的还有17个服务生，都是男性。

“我们的员工差不多都到了，每次政府来我们这里宣传，我们都全力配合，这都是为咱的健康嘛。”夏经理说。对这个40多岁的男子来说，来夜总会做宣传的一般都是“政府的人”，当坚春杰告诉他，今天讲课的是一个叫“玛丽斯特普”的国际公益机构时，他显然没有听太明白。

24岁的坚春杰是“玛丽斯特普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的一名项目官员。

这天主讲人叫周安秦，她是“玛丽斯特普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四十出头。“你们叫我大姐也行，阿姨也行……”她话还没说完，沙发上一个穿吊带背心的女孩就喊了声“大妈”，人们“哄”地笑了。

气氛比刚开始轻松点了。投影屏幕上出现“你我青春健康行动”的字样。问题和内容都是围绕性、生殖健康的，有性病、艾滋病的防治，以及怀孕与流产等等。

屏幕上出现的性病症状的图片，看上去有些触目惊心，一些听课的女孩捂住了眼睛。

“谁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问到这个问题时，有人回答：“吸毒的人、卖血的人……”但没有人说到“性工作者”，大家“心照不宣”，周安秦也没说。

“你必须承认社会的多样性。我们在这里讲课，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只强调健康和安全，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周安秦说。

而在其他的场合，面对大学生和年轻的农民工，她会讲：“sexbychoice，notbychance”(性应该是有选择的结果，而不应随意的发生。)她希望这样的理念能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并奉行。

因为培训地点的特殊，“安全套”问题是这次课上谈得最多的，包括如何说服“客人”同意使用安全套等。省疾控中心的李女士为大家做了安全套的使用演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叫上去一起演示，道具是李女士在来的路上专门买的香蕉。

“性必须是负责任的行为”

在歌厅和夜总会的“培训”只是周安秦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天下午的课一结束，他们就赶到位于吉祥村附近的“新市民技能培训中心”，为在这里学电脑的农民工上课。

这些培训都是义务的。作为一个国际公益机构，“玛丽斯特普”自从去年11月在西安成立办事处，到现在已经做了21场这样的培训。

西安有80万左右的大学生，作为西部的大城市，还有40万农民工，其中青年占了多数。这些流动的青年人口，都是“玛丽斯特普”的关注对象，他们的目标正是“致力于让所有青年人了解性和性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促使青年人做出负责健康的选择。”

“负责健康的选择”，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中，实际上相当不容易。

有一次，在对外来务工者的培训课上，周安秦照例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能保证一生只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性关系吗？”她听到的清一色的回答是“不能……”在另外的一次课上，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表示能够做到，大部分是女性。

这让周安秦多少有些震惊。“其实，中国人面临的性问题是很严峻的，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玛丽斯特普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同时有个诊所，对24岁以下怀孕的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流产”服务。中心接待的第一例“顾客”是一位16岁的少女，没有身份证。最后让她拿来了户口本，因为中心需要联系方式，便于回访。

“陪她来的那个男孩，看着和她年龄一般大，染着黄黄的头发，他们一看都还是孩子。”周安秦说。

2007年12月15日，中国避孕联盟公布：“只有2.3%的妇女使用避孕药；过度依赖紧急避孕药；每年有1300万女性经历流产；五成流产妇女小于25岁，大部分是流动人口，未婚者占大多数。”

“如今的广告上，都在铺天盖地地宣传无痛人流，给年轻的女孩造成错觉，仿佛人流只是一次最普通的小手术，无所谓。事实上，多次的人流，对女性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伤害。”赵瑞说，她是一名医护人员。

对年轻人来说，不仅要在出现问题时帮助他们，更多的是推广慎重、自爱的性观念。情人节前，坚春杰他们就在广播电台做了期节目，主题是：“发生性行为前，你准备好了吗？”向年轻人倡导“性必须是负责任的行为”。

“年轻人的性问题没有被关注”

随着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传统保守的对待婚前性行为和婚姻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首次性行为的提前和结婚年龄的推后，都导致了许多意外的怀孕和流产。

另一方面，虽然人们的性观念正变得开放，但在很多时候，“性”对人们来说，依然难以启齿。

春节前，坚春杰他们发放了上百张挂历。画面很温馨，上面有这样的字样：“有安全，才有性福。”他们发给参加培训的人，后来发现，他们都把“性”字挖掉，才贴在墙上。

20岁的刘洁是西安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也是学校“你我爱心社”的社长。在她的印象里，自己长这么大，几乎没有接触过性教育的课程。

“初中时有生物课，涉及到生殖器官的，老师都让同学们自己看。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个男生大声问老师，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结合的？他问了好几遍，老师都装作没听见。”刘洁说。

在刘洁看来，身边的同学大都没有什么性知识。就了解渠道来说，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大家可能会聊一点，另外，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网上，或者报纸以及健康杂志。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这方面了解得更少。

“身边的援助就更少了。如果出现怀孕等问题，你不可能去给辅导员说。给朋友讲吧，谁又能为你保密呢？如果自己去医院，会觉得很恐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洁说。

3月7日，“三八”妇女节前一天。坚春杰他们在昆明路一家快捷酒店做了一场培训，参加者全部都是20多岁的宾馆服务员，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

“发生性行为的原则是什么？”有人回答：“要相爱，有激情。”玛丽斯特普倡导的关于性的三原则，是成人之间、自愿、隐私。但仅有这些够吗？他们又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A、B、C”三原则。即A(Abstinence)禁欲；B(Befaithful)夫妻要互相忠诚；C(Condom)避孕套。

在每一堂课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坚春杰被介绍成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如今在做志愿工作。老师问大家：“如果有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有人愿意拥抱他吗？”

听课的人信以为真，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有3个女孩上前拥抱了他，23岁的田娜是其中的一位。

田娜家在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初中毕业，她知道，“拥抱不能感染艾滋病，其实他们也需要大家平等的对待。”她说。她不仅对上课的内容感兴趣，还对讲课者开始感兴趣。下课后，她问：“如何才能做一个志愿者？”

志愿者们几乎在每一次的讲课中，坚春杰都要扮成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坚春杰2006年大学毕业，未婚，但自从做志愿者到现在，已经主讲过了几十次这样的“性讲座”。

“每次我讲时，虽然我很严肃，但人家都会笑，觉得一个小男生知道什么呀！”坚春杰说。但等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加上对象都是年轻人，很容易沟通，每次讲完课，大家反响都还不错。

“你们看，我曾经在艾滋病村呆过一年，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同吃同住，我并没有被感染啊。”他常常这样说，希望能消除一些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排外心理”。

2004年，在河南上大学时，坚春杰就曾经在艾滋病村做志愿者，他在那里呆了一年，给被艾滋病毒感染和影响的孩子们上课，帮助他们。那时候，他还曾和一帮同学骑自行车去找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

“我们一位同学想看高老师‘感动中国人物’的奖杯，她说，丢了丢了，找不见了，我们非要看，后来，才从床底下一堆杂物里翻了出来。她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说。老人身上的那种力量，曾让他激动过很久。

在艾滋病村的日子，坚春杰开始成长，那里的一切，都让他震撼，并决心终身做一个志愿者。

离开后，他曾接到艾滋病村孩子们的信。因为生活太艰难，一个叫乾坤的孩子在信中对他说：“我有时真想死了算了……”孩子的悲伤也让他难过，这封信他一直保留着。

事实上，志愿者的力量来自群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今，坚春杰他们在推行“同伴教育”，就是在培训的人群中发展志愿者，让这些志愿者去影响他们所处的人群。

3月22日到23日，在西安理工大学的曲江校区，坚春杰在做一场关于同伴教育的培训，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的20多位男女同学，接受了培训。他们承诺将作为同伴教育者，在校园开展类似的“性”的教育，力图影响更多的人，审慎地面对青春的冲动，选择“负责任的性”。

一位外来务工者的性问题

3月19日晚7时，陈强早早赶完手边的一单活，来到了新市民中心学习。他28岁，在一家公司做装修类的活，因为有手艺，最近的一份工作已经做了近三年。

陈强的老家在淳化县，他一年只回去一两次。妻子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定”的，当年花去了1万元的彩

礼。如今，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城市，孩子放在老家。他们租住在南郊的一个村庄里，一个月房租180元，他每个月的收入平均1000余元。

陈强是过完年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免费学电脑的，他想学些手艺，将来好转行，或者找个更好的工作。他的理想，是能够攒下钱，在城里买一套房，哪怕很小，那样，他就可以不再回农村了。

陈强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什么信心。他说，自己有时很苦闷，和妻子感情也一般，这天他和妻子一起来听老师讲了生殖健康的课，但回去后，两人也没有什么交流。

课堂上，陈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老师拿出3个安全套，看谁能把它吹大，叫了几个男生，都不愿意上去，后来，他上去了。“课很实用的，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他说。其实，对艾滋病，他有一些了解，但这次老师讲得很系统，让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当老师问：“你能保证一生只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性行为吗？”他选择的答案是“不能”。“像我这样，在外边做活，也经常出差。一起出去的同事，他们常会去找‘小姐’……”他说。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后来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老害怕自己染上艾滋病。“我知道这样不好，事后也会不安，但我觉得这是个现实问题。”他说。他承认，出门在外，婚姻和家庭都会受到一些考验。

陈强只是众多进城务工者中普通的一员，在他背后，是城乡二元体系下，无数背井离乡，在城市谋生活的农民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孤身在城市，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性问题”。事实上，流动人群一直是艾滋病防范的重点。陕西省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感染艾滋病最高的是无业或待业人员，占38%；其次是农民工，占36%；接下来是商业服务人员等。2008年，陕西省开始把长途卡车司机也作为“防艾”的重点人群。“如果一个HIV感染者，处于‘窗口期’时去献血，即使有病毒，也很难检测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传染的潜在对象。”周安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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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安全套的“次道德选择”

所谓次道德，就是一个人在行使不良行为的时候，并不损害于己无益的东西，甚至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如小偷只偷钱，不拿无用的身份证、发票；抢劫者不抢老弱病残等。

“次道德”的理论早先被提出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得到认同。然而，严酷事实和深刻教训揭示，许多违法现象如吸食毒品、卖淫嫖娼等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杜绝，因而推广安全套措施是一种务实的“次道德”选择，就像我国云南等一些省份为吸毒者免费提供一次性注射器和美沙酮替代品一样。

认同“次道德”并不是将违法认同为合法，更不是不对社会丑陋现象进行监管和打击。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采取在公共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的防病措施，以利于艾滋病的控制，保护广大国民健康。因为一旦艾滋病流行泛滥，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承认次道德在“规范”特定人群行为中的价值，并以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在特定人群中倡导，可以把违法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利于社会安定。 (本文来源：华商报 作者：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