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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湖南邵阳吕义国先生的文章《以史为鉴，不要再反对维修袁世凯故居》在网易、四川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发表。拜读之后，不禁惊叹万分。 原文如下：

    日前，有媒体报道河南项城市政府将要投入6500万元巨资，对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旧居进行大规模，并为此动员（评论：记得根据媒体的报道，政府的行为是强制，而不是动员，作者改一词而意全变，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良苦用心。）市民进行捐款。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了不少媒体的口诛笔伐（评论：不愧文人，用词犀利而老到）。当然，舆论的焦点在于批评当地政府的捐款动员之举。不过与此同时，更有人在袁世凯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评价上再度大作文章，直指袁世凯是我们的“民族之耻”，而决非“民族之荣”，甚至将袁世凯与“二战”大魔头希特勒相提并论！（见“光明观察”郭松民文章《为窃国者重修故居：赚钱？耻辱？》）

    对此，包括群众反应和专家评价在内的社会舆论，则呈现出莫衷一是言人人殊的状况。支持者认为重修袁世凯旧居之举，体现出现代文明社会对历史人物应有的一种尊重，反对者则直指此举有为袁世凯“翻案”的重大嫌疑。但是多数民众咸认（评论：不知先生什么时候做的调查，调查了哪些人，如何统计出多数民众？），将袁世凯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显然不仅剑走偏锋，而且有点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评论：对搞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我们也应该打一巴掌揉三揉，否则就过犹不及了，当年绞死东条英机实在是个错误，应该批评一下就算了，杀了他也救不回死去的中国同胞，实在是过犹不及！）了。

    笔者个人以为，重修袁世凯旧居的重要意义（评论：修建这个复辟、卖国的大总统的故居，确实有重要的意义，至少比千百万穷人的生存问题重要，应为后者不能给政府带来什么，而前者却能增加文化景观和人文内涵，带动旅游业发展和政府收入。），并不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重修事件本身的探讨和争议，而在于它给世人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历史人物、省思历史变幻的独特视角（评论：视角的确独特，不过怎么看怎么像是恶搞，一种反向的恶搞。）。这种历史的“对立记忆”适时出现，同样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倡导，并逐渐树立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健康、更为包容的多元历史观（评论：的确应该包容，哪怕政府帮助资本家剥削我们，再用剥削我们得到的钱财勾引、诱奸我们的姐妹、妻女，我们也应该包容，从一种独特的视角观察这种行为，丰富人类独特的心理，这样才更为理性，更为健康。）。

    无独有偶的是，今日美国也有类似的历史“对立记忆”的真实存在。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郊一座孤零零的石头山上，赫然耸立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巨大浮雕（评论：这个例子举得好，不过，罗伯特·李将军似乎不能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好像只是和林肯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两人的根本区别不过是谁对民众温和些而已。特别要注意的是，狗是吃屎的，难道人因此也要吃屎吗？）；而在被称为“美国革命圣地”的美国北方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独立宣言》即在宾州费城发表）葛提斯堡战场（1863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地，类似于中国淮海战役），有南北对立双方的诸多人物纪念雕塑，同样以南部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与瞩目。

    按照中国人多年惯性思维（评论：对不起，不知道中国人多年惯性思维是谁的思维？）而论，罗伯特·李将军应属“千古罪人”（评论：不知中国人怎么想，我是觉得他跟中国人根本没什么关系。）之列。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承认，南北战争中的北方阵营代表着正义力量，南方阵营代表着反动势力。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权力，也从未取缔过李将军的雕像，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由此不难想见，即便是这种无论如何看都已泾渭分明的历史事件，在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所谓“主流价值观”面前，与它有关的不同类型乃至截然对立的历史人物，仍然能够有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来诠释（评论：毫无疑问，这是真理，问题是：这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代表谁的利益？），并可以“民间记忆”（评论：官方的强制终于变成了“民间记忆”，啥叫老谋深算？这就叫老谋深算！）的方式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展现出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其广大人民，日益走向成熟、充满高度自信的有力表现呢？

    事实上，史学界对袁世凯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以及因此而发出一些与我们主流历史观有所不同的声音，丝毫不会影响诸多早有定论的历史议题。其实，在一些非常特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多历史事件原本无所谓谁对谁错（评论：这种观点太他妈的好了，以后我们想干啥就干啥，反正干啥都无所谓谁对谁错。），但绝对有大是大非的概念（评论：多好的辩证法呀，没有对错，却有是非，还不自相矛盾。马克思真他妈的伟大！）。总之，人们断断不能以现代眼光来衡量、臧否古代与近代历史人物的是非对错。如果客观公正地持平而论，正如同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一样，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袁世凯，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华与糟粕之分，那么作为其“特殊产物”的袁世凯，肯定也有他优劣并存的不同侧面（评论：对此，我举双手赞同，谁都有有缺点。想批评他，就说他缺点，想表扬他，就说他优点。问题不过是你想批评还是想表扬而已。你是想批评还是想表扬？）。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袁世凯，为何一度被世人称为“危世英雄”、“乱世枭雄”与“顺世奸雄”。袁世凯曾经把当年促使清廷逊位的历史性一幕，非常形象地称之为“拔大树”。历史事实的真相（评论：真相是谁写的？对于历史，即使有真相，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恢复，这或许是人类的悲哀吧。）是，如果没有袁世凯所统帅的北洋新军的作用，满清王朝能否倾覆，辛亥革命能否成功，中华民国能否建立，都是一个大可存疑的问题。追溯得更早一点还能够发现，袁世凯在出使朝鲜期间的管治作为，以及他在洋务运动和教育改革（如废除科举制度）中所作的有效努力与积极贡献，都曾在清末民初时期受到了广大国民的普遍肯定与交口称誉。所以有人说，袁世凯一生只是“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在少数亲属与部属的蒙蔽之下“帝制自为”，恐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基于历史教育的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使然，大多数国民早已习惯了“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历史一分法——亦即所谓的“一元历史观”。而他们对类似于美国民众有关“南北战争”这段历史印象的“对立记忆”——也就是有别于历史一分法的“历史二分法”，或者说是“多元历史观”颇不适应。尽管如此，真正的历史话语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和角度，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人民不仅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历史最为权威的阐释者。（评论：事实上人民的主体从来没有条件去书写历史，也没有机会去阐释历史。）故此，当年的刘少奇同志在蒙受无尽冤屈之时，依旧如此坚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因之，世人在高度肯定当年揭橥发起旨在“反袁倒帝”的护国运动的民主革命领袖——有着“护国英雄”与“近代军神”美誉的蔡锷将军，及其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既不必然、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袁世凯早年及其一生政治生涯，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与贡献。同理，正如世人肯定蔡锷却不必完全否定袁世凯（评论：我同意，同理，肯定岳飞也不必否定秦桧；肯定苏联当年的帮助，也不必否定日本人的侵略；肯定社会主义，也不必否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非常好！），肯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曾国藩与湘军，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御侮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李鸿章一样。

   综而论之，历史的“对立记忆”及其催生的多元历史观，带给我们的最大历史启示与现实历史意义乃在：在举国上下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历史时期，欲树立一个健康理性、积极有效的多元历史观，须自尊重历史的多元记忆，乃至正视历史的“对立记忆”开始（评论：观点成立，据此原理，建议给秦桧修故居，让我们在“对立记忆”中，对历史进行多元的审视！）。